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
——简论东西方文化比较

爱与死，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欧州文艺术复兴时期英国的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创作的著名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与中国宋朝以来广泛流传于民间的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所选择的就是这样一个超越时代、超越国界、超越民族的共同的主题。
《罗密欧与朱丽叶》讲述的是在英国的维洛那城里，有两个世仇极深的家族。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上，凯普莱特大人的女儿朱丽叶与蒙太古大人的儿子罗密欧偶然邂逅，结果他们二人一见钟情。爱，是没有理由的。当他们知道双方的家族难以解开的世仇时，也无法终结他们爱情。他们山盟海誓，决心冲决家族的偏见，永结百年之好。于是，在好心的神父劳伦斯的主持下举行了婚礼。可是，家族世仇却象毒蛇一样缠绕着他们。凯普莱特的侄子提伯尔特与罗密欧在街头偶遇，他不肯放过仇敌，便与罗米欧发生了格斗，不幸在格斗中被杀死。罗密欧招至了放逐之祸，不得不离开心爱的朱丽叶。这时，凯普莱特便要把朱丽叶嫁给塞帕提斯伯爵。在劳伦斯神父的帮助下，朱丽叶装做服毒自杀，以期搪塞帕提斯伯爵的提亲。不料，人们以为她真的死去，便为她筹办盛大的葬礼。这时，罗密欧在放逐地得到讯息，以为朱丽叶死去，便痛不欲生地匆匆赶来，在朱丽叶的灵床前喝下毒药自杀。恰恰这时朱丽叶的药性过去，苏醒这来。罗密欧与朱丽叶在生死关头见了最后一面。罗密欧死了，朱丽叶也拔剑自杀身亡。这对情人的鲜血唤醒 两个家族的良知，他们终于重归于好。
《梁山伯与祝英台》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浙江宁波的鄞州。祝员外家的小姐祝英台从小聪资好学，祝员外拗不过爱女的恳求，允许她化妆成为男儿到学府去读书。在学堂里，祝英台遇到了诚实憨厚、风流倜傥的梁山伯。他们在寒窗苦读中产生了深深的友谊。马财主带着丰厚的财礼到祝家提亲，祝员外便急招祝英台回家，要让她出嫁到马财主家。情窦初开的祝英台已经深深地爱上了梁 山伯，但是她张不开口向他表白，于是在梁山伯十八里相送时，她自比水中并游的鹅、自比井中的鸾俦、自比在佛前对拜的夫妻，反复向梁山伯暗示自己就是家中的小九妹。然而梁山伯天生愚钝，根本就没有往情爱上去想。祝英台回家后得知马家逼嫁，死也不从。梁山伯前来探望，得知祝英台已经名花有主，郁闷而死。祝英台被逼上轿，经过梁山伯的坟墓时，她下轿祭拜，悲愤至极一头撞上坟头，以死殉情。两个有情人化成美丽的蝴蝶，从坟中飞出，飞入花海。
从两个动人的爱情悲剧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歌颂了至死不愈的忠贞的爱情。罗密欧的死虽然出于误会朱丽叶已死，但是当着朱丽叶看到自己心爱的人死在自己面前时，便毫不犹豫地拔剑自刎，以死殉情；祝英台是看到自己心爱的梁山伯故去，便不惜撞开荒冢，与梁山伯共同化蝶。它们所歌颂的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境界。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文学是共通的。
然而，由于社会发展和价值观的不同、民族文化也有着鲜明的差别。比较《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两部不朽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文化所存在的巨大差异。
首先，东方“爱”的含蓄与西方“爱”的直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里所描述的两个年轻人的爱情，是那样火热和大胆。罗密欧和朱丽叶不管两个家族之间的仇恨多深，也不管世俗的看法多么顽固，一见钟情后便迅速敞开心扉，向对方倾诉自己的爱慕之情。他们爱得狂热，爱得象火山爆发一般喷泄而出。这种直率的表达“爱”的方式，是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新兴的资产阶级追求摆脱宗教“禁欲主义”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爱情自由”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念在艺术创作中的具体体现。
然而经过千百年的口头流传和文人墨客们的锻造，中国民间传说中《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的两个年轻人在爱情的表述上，则含蓄和痴情得多。祝英台女扮男装进学堂，对同是寒窗苦读的梁山伯产生了爱慕之情，但是她却一直羞于直接表白。这是千百年来的封建礼教束缚及影响至深的在中国人的示爱表白上具体表现。这个民间传说诞生的宋朝时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处于最鼎盛的历史阶段。孔孟儒学历经秦汉隋唐，到了宋朝已处于“独尊”的地位，正是封建礼教中的“男女授受不亲”，使得青年男女们的爱情表达往往形迹于暗示和偷窥、单相思与私奔。传说中的梁山伯怎么也想不到，与他朝夕相伴的“祝相公”竟然是位红颜知己。因此，当着祝英台被父亲大人叫回家，梁山伯十八里相送的路上，她那么大胆的比喻，竟然也都是暗示；而梁山伯居然也没有朝这个方面哪怕是稍微地想上一想。这并不是祝英台的错，也不是梁山伯的错。它是中国封建礼教的桎枯下，男女爱情表达的一种必然行为方式。也正是由于这种含蓄的示爱，使得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才更加使人唏嘘感叹。
爱情表达上的含蓄与直率，是不同的文化的必然表露。两种完全不同的道德观，左右着东西方男女示爱的不同表达。
其次，东方“死”的浪漫与西方“死”的沉重形成强烈的反差
在中国的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祝英台在哭祭完毕梁山伯之后，一头撞裂坟墓，钻进去以死殉情。他们化为两只美丽的蝴蝶，翩翩起舞在人间的万花丛中。死得不仅悲壮而且美丽，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这其实就是东方艺术的一个重要表征。在我国的其他民间传说及文学创作中，这种浪漫的结局俯瞰皆是。例如《牛郎织女》中。牛郎与织女的美好爱情被王母娘娘划开的银河阻挡之后，竟然出现了天下燕子飞上九霄，为他们搭起一架鹊桥的奇观，等等。死的美丽，是东方古老哲学中关于“好人必得好报”、“得道多助”的认知结果，是关于相信“涅槃”和人有“来世”的一种响往的具体表现。正因为东方人不希望美丽的爱情死去，所以它才以浪漫的形式歌颂着它的永生。
而在《罗密欧和朱丽叶》中，两个年青人的先后死去则现实和沉重得多，丝毫没有半点浪漫可言。这一点，在莎士比亚的其他四大悲剧名作，例如《李尔王》、《哈姆雷特》、《奥赛罗》和《麦克白斯》中在处理主人公和其他人物死亡方面都是如此。其实，莎士比亚并不缺少浪漫，这种幽默和智慧体现在他的喜剧名作例如《第十二夜》、《威尼斯商人》中，但是对于“死”的观念，他的表现却是相当沉重的。把最有价值的东西掰碎，所造成的冲击便是悲剧。西方文化中关于“死”的沉重表现，是他们的价值观念的一种必然反映。耶苏被钉在十字架上，其死亡的沉重化作形象凝固成为一种神圣。正因为此，西方文化歌颂的是“死”的价值。
死亡表达上的浪漫与沉重，反映出来的是东西方文化的截然不同。写“死”而歌颂爱情的永生和写“死”而歌颂爱情的价值，其着重点的不同，恰恰是东西方文化的的强烈反差。
东西方文化的这种不同，只能互补而不可能趋同。
爱与死这个主题还将继续在东西方的文学创作中世世代代的延续下去，因为人类需要爱，也无法回避死。